拿什么拯救你,东亚博物馆?

一石激起千层浪。201610月初以来,瑞典文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教授发起网上签名活动,反对关并东亚博物馆(本文在简略处用东博)。据说至今已有两千多人响应。一个月来,华界精英们义愤填膺,奋笔疾书,不同版本《致瑞典政府的公开信》之类的檄文在不同的时间传到我的手机中。113日,最终版的请愿书以中瑞双语的形式通过媒体问世了。斯德哥尔摩除了华联之外的大大小小协会领导人15个,表态签署了。瑞典的政府部门、国会议员、新闻媒体全覆盖地被传播了。傍晚,漫步在巴塞罗纳海边,我看不见隔山隔水的瑞典,只看着自己形影相吊在水面,任凭浪涛拍打,消遁于落日沙滩,别有一番落花流水怨离襟的感觉。

前些日子,我写下了《让中国文物回家》一文,成了华界主流舆论不和谐的“杂音”,被有些人还算客气地说成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列入too simple, too naïve之类的言论,为统一口径被静音了。我曾被邀请参加进一个旨在共同发声的微信群中,可是我的“非主流思想找不到默契,为不影响群情共愤和舆论一致,我把自己踢了出去。现在,在业已形成的华界一边倒的声浪中,我不论在什么场合再次发出不和谐之声,恐怕一顶“汉奸”的铁帽子都免不了要被稳稳地扣上了。然而,我相信,人不应因言论而被置罪。我还相信,表达不同于众人、但自己确信是正确的观点,并试图影响他人,是我存在于世的意义之一。为此,我愿冒天下大不韪,敢做千夫所指人。

刚读到最终版的拯救“东亚博物馆”请愿书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它开宗明义,要阻止国立世界文化博物汇馆Ann Follin佛令馆长的“错误提案”。Follin上任刚满一年,她有着隆德大学考古系专业的教育背景,有在哥德堡世界文化博物馆工作的经历。国立世界文化汇馆Statens Museer för Världskultur(含哥德堡世界文化博物馆和在斯德哥尔摩的地中海博物馆、民族志博物馆、东亚博物馆)自1999年成立以来,逆水行舟,步步攻坚,现改革正从行政合并走向场馆合并。Follin担当汇馆首席,可以说是临危受命。她或力挽狂澜,或成替罪羔羊。Follin馆长于930日根据Statskontoret国家公共部门管理局的要求,向文化部提交了两份报告,Tydliggörande av Världskulturuppdraget《明确世界文化工作的使命》和Förslag till åtgärder för att förbättra Statens museer för världskultur ekonomiska förutsättningar《为改善世界文化博物汇馆经济状况而采取措施的建议》。报告公布如烟花升空,鸣响于她上任一周年庆。尘埃未落,自己在不经意间成了某些人的靶子。

10月初回国两周,读到报告已经是很晚了。虽然我的瑞典语水平烂到自己毫无自信可言,更是怕读官方文书,但读这两份报告,让我难以释手。关于工作使命的政治性报告,主旋律基本上是世界命运共同体思维,并不费解。经济状况报告跟我本职工作沾边,特别有经济报表前后对比,一目了然。总体来讲,报告贯穿科学态度、引证数据精准、事实根据翔实、方案措施积极。在阐述5个解决问题方案处,描述部分让人对问题的了解达到了身临其境的感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都是通过民主过程整理收集的,提供讨论的余地是敞开的。

作为馆长,向文化部交提案,是她的本职工作,谁也无法“阻止”。至于提案被定性为错误,在民主社会中恐怕不那么合适。提案是要经过被评估、批评、筛选、取舍等民主程序的,只有在最后作出的那个决定,你才可以去说它是错误的,而不能是提案本身。

请愿书文字算是精炼,内容费解度不低。看上去其主导思想几乎是马悦然呼吁书的华人版双簧。但学人和凡人还是能读出区别,请愿书在文字表述上离谱更远一些。第一句:东亚博物馆是在瑞典东方人精神寄托和文化圣地。文字所表达的内容听上去是文学加宗教,夸张得不是一点点。东方人的概念是很大的,即使你只是指东亚人,笔者问过印度、日本、韩国、朝鲜和东南亚各国的侨民了吗?你怎么可以去代表整个东方这么多族群表达?一年中八万人光顾的东博,其中十有八九是西方人,所谓的文化圣地可以如此冷清,都比不上斯京城外Botkyrka社区的清真寺热闹。这种一上来就言过其实、虚张声势的表述,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后续文字的严肃解读。

第二句中把东博说成是瑞典的骄傲,要求政府将其发扬光大。这又是什么心理?难道把地中海博物馆合并了,地中海沿岸21国的侨民都会要求瑞典政府继续为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祖先们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吗?

第四句中再次提到“逐步导致文化的消失”,有什么能证明这种论断?媒体人鼓噪的东博关闭之说在我看来完全是空穴来风,政府机关任何文件无一提及的事,怎么能故弄玄虚地造成伪命题大加鞭伐?

第五句中用到政治考量的牺牲品的字眼,这个大帽子的尺寸从哪里量出来的?不论在什么地方,但凡讨论或是辩论,都要摆事实讲道理,否则就叫不可理喻。这些字眼似曾相识,在此处出现,似有拾人牙慧之嫌。多党制下,政客和媒体人左右站队,借题发挥实属司空见惯。但代表华界请愿,转借他人语言,首先自己要有雄辩的论据。

向政府发出请愿书,通常是提出要求,要政府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而这份请愿书像是画了一个圆,要政府做什么,不要政府做什么是同一件事,即什么都不要做,只要维持现状就好。给人感觉请愿书并无建设性内容。

国立世界文化博物汇馆(SMVK以下简称世文汇馆)合并之事初起于1996年,政府文化部有文件记录在案,有证可查。时代背景涉及顺应全球化发展大趋势和联合国新千年发展目标。199911日世文汇馆正式成立,其业务范围覆盖瑞典境外发源的文化。200711月,当时执政的中右联盟政党以政府令形式确认世界文化博物汇馆这一行政机关,该令自200811日起以法律文本形式列入瑞典法典,编号为SFS(2007:1185)。二十年演变过来,此时有人好像刚听说东博要被合并,感到震惊和不解,看来还是读书不够。

请阅读国家公共部门调查署2015年第89号文件《博物馆新策》 Ny museipolitik369页)。这是一部纲领性的文件,全文369页,显得冗长,但瑞典博物馆发展的来龙去脉、衍变过程都提及了,有百科全书的作用。探讨瑞典博物馆问题,没读过它,很难看准问题,很难说到点上,很容易偏听偏信。

请细读国家文化分析署《2014年国家级博物馆参观人数统计分析》(54页)国家公共部门管理局2015年第24号文件《国立世界文化博物汇馆现状分析》 100页)。这两份官方调研报告的内容完全能佐证Follin院长的在9月底递交两份报告的合理性和针对性。

Follin馆长《明确世界文化工作的使命》的报告在政治方向上的阐述,无懈可击。既然都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我就不在此节外生枝了。总之,使博物馆成为政治考量牺牲品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

国家公共部门管理局对世文汇馆长期不能扭转财政赤字的状况有详尽分析,指出世文汇馆目前状况不可持续,责成它要为达到经济收支平衡而采取强有力措施。Follin馆长《为改善世界文化博物汇馆经济状况而采取措施的建议》这份报告是对《国立世界文化博物汇馆现状分析》的回答。我完全能理解,任何一国的政府都不能任凭某个公共部门的财政无遏制地恶化下去。政府有拨款预算,议会要监督实施,纳税人有权知情。谁也不能坐看文化部门毫无顾忌、心安理得地耗费政府税收资源,特别是目睹那些部门在业绩上恰恰是每况愈下。

我要特别提请各位对《博物馆新策》这份报告的注意。国家公共部门调查署在此文件中加入了《博物馆法》建议书。这将是瑞典第一次在博物馆领域立法,此法律文本从201711日起正式生效。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法的第11章节(见文件第17页)提到了瑞典公共博物馆从未实行过的一项工作。请读者把瑞典文逐字逐句地加以理解,以免受我译文误差的影响。

11 § De statliga museerna får överlåta lös egendom som ingår i de museisamlingar de förvaltar genom gåva, byte eller försäljning om egendomen inte behövs för verksamheten. Överlåtelsen ska i första hand ske genom att andra museer som omfattas av denna lag erbjuds egendomen.

11章节 允许国立博物馆将自己管理的馆藏文物中不再需要用于展出的动产,以赠送、交换或销售的方式转让。这种转让首先应考虑在本法管辖之下的另一方博物馆应邀接受这些财产。

De statliga museerna har rätt att förstöra lös egendom som ingår i de museisamlingar de förvaltar om egendomen inte behövs för verksamheten och om marknadsvärdet understiger kostnaderna för en försäljning.

国立博物馆有权将自己管理的馆藏文物中不再需要展出的、以及其市场价值已经低于销售成本的动产予以销毁。

Regeringen eller den myndighet som regeringen bestämmer får meddela föreskrifter om överlåtelse av lös egendom som ingår i de museisamlingar de statliga museerna förvaltar.

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关将颁布国立博物馆管理的馆藏中动产转让的规则。

整个第11章节的三句话中最重要的前两句,一是允许有转让权,二是有销毁权。这是瑞典国立博物馆从未有过的处置权。文件第327页至328页上对此章节有专门的解析和评论。这在法理上为部分中国文物回归提供了可操作的基础条件和依据。读到此处,我不禁拍案。

此文件第115页上提到自20世纪后期瑞典博物馆集约化Museikoncerner发展的过程。其中199911日成立的国立世界文化博物汇馆SMVK就是当时出现的6个集约型博物馆中的1个。同样的文化博物馆合并在法国和新加坡都出现过,但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瑞典人历来不惧风险,敢为人先。用瑞典人常说的一句话,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有人批评博物馆合并,认为巴黎、伦敦、纽约没发生的事,斯德哥尔摩也不应发生,这就没有什么道理了。

世界历史文物性质的博物馆在全球化、信息化大趋势下,作用和影响不断萎缩是难以避免的。用信息化手段把原来在展室里展出珍品的传统方式转进网络里,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在手机和电脑上,通过清晰的图片和详细的文字说明,饱览世界文物。世界上除了几个最大的历史博物馆因其集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旅游价值于一体而能保持不衰之外,大多数文物场馆都难以摆脱访客减少的趋势。

国立世界文化博物汇馆在斯德哥尔摩的三个馆:地中海博物馆、民族志博物馆、东亚博物馆的经济状况,通过专项调查,结果是触目惊心的。整个经济状况很糟糕,除了地中海博物馆尚能维持,其它两馆可以说是无法遏制地糟下去。2014年,国立世界文化博物汇馆有职员总数130人,年收入1.84亿克朗。其中87%为国家津贴,3%为基金会和企业赞助,只有10%是自创收入。2015年收支状况好一些,国家津贴占到88%,但亏损还有580万克朗。2016年,国家津贴在预算的收入中占到93%,这意味着自创收入的比例更小了。这种越来越依赖于国家津贴的增长来应付场地租金增长的不可持续的趋势已经是难以为续了。

我们再集中地来分析东亚博物馆引发的话题。我从Follin馆长的报告对东博的描述中了解到,那个场地的结构不适于博物馆展出,地带狭长,楼层低矮,对观众和安保都有不便,受场地格局限制,难有改善的余地。文物仓库分三层七室,通风条件差,存在受潮发霉的隐患,对书籍和纺织物不利。

从调查报告中看到,东亚博物馆行政管理上也是问题重重。工作人员的素质不能适应专业要求,没有语言精通的展馆人员和研究人员。普通工作人员对高层管理满意度极低。若干年前,东亚博物馆集体清退了一批华人员工,我没敢打听缘由,有兴趣者可以回顾性地调查一下,有多少在那里工作过的华人职员对那里的工作环境是满意的。

关于东亚博物馆是否因迁址而面临被边缘化的问题,我们看看国家文化分析署《2014年国家级博物馆参观人数统计分析》就能感觉到,东亚博物馆访客人数2014年仅为8万,2012年和2013年甚至连8万都不到。8年中下降了28%,是三个馆中访客量最低的。它的业绩本身已经证明它被民众边缘化了。在民主社会里,谁也不能用“牛不喝水强按头”办法,靠命令把民众驱赶到传授知识、传播文明的博物馆里去。

东亚博物馆号称馆藏10万件,可是不收门票敞开请人看,每年访客8万人,文物多于看客。这样的博物馆还敢硬着头皮拍胸脯说是世界第几。有本事拿访客量来排列它是世界第几。文物的价值要对观众体现出来,让全社会受益。我不得不怀疑,东博在公关宣传上是存在问题的。

有些博物馆从业人员以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为砝码,理直气壮地要求得到国家的重视,给的钱不够花肯定是政府的责任。全社会的劳动者,都有失业丢饭碗的可能,爱立信、沃尔沃这样的大公司,说裁人就裁人。不一定是你不够努力,而是社会对你的贡献不够满意。我不能接受有些人,只是因为守着古文物,挟珍宝而自重,无度地向国家索要。凭什么端着金饭碗要饭的人,见着就要给吃食呀?

民族志博物馆虽然也是大幅下降,但它2014年还有10万访客,地中海博物馆状况最好,2014年访客量是29.8万。是近八年来访客量唯一正增长的博物馆。如果三馆真的实现场馆合并,受益最大的自然是东亚博物馆。因为理论上计算的近50万的总访客量,只要另两馆访客中有一半的人作为顺带访客光顾东亚博物馆的展区,东博的访客受众就能轻易地增加200%以上。这样的访客量,是它在岛上小山坡上的黄房子里打开天窗也达不到的高度。所以说,场馆的合并将导致东博被边缘化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相反,合馆是避免继续被边缘化的一个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至于说东亚博物馆和另两个博物馆场馆合并将面临消失的命运更是无稽之谈。自国立世界文化博物汇馆在上世纪末集约化组合以来,始终坚持弱弱抱团,做大做强的目标,在国家津贴有限增补的前提下,减少重复性支出,尽量资源共享。自从1999年以来,改革主要是理顺了行政合并涉及到的问题。根据20144+4+2的比例,即人员工资支出占40%,场地租金占40%,维持展出业务和资金管理占20%(这其中展出业务耗费15%,另5%是用于偿还旧债的)。到2014年,职员总人数控制在130人。2015年,人数再度精简到了116人。特别是今年对高管层优化组合,61日成立了穿插覆盖型的新的高管团队,人员开支这四成的比例得到了暂时有效的控制,但这方面改革的步骤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突出的、自己无法控制的场地费用这四成有增无减。这个难关破不了,常规的展出业务就会受损,博物馆最重要的本职任务无法完成。所以,现在改革攻关到了场地费用这块硬骨头上了。

世文汇馆无法改变房租螺旋式上升的市场化模式,尽管它一直努力要通过让文化部出面施压,请房管当局网开一面,给博物馆特殊照顾,使其有条生路,但房管部门和整个市场经济不可能脱节,同意的希望很渺茫,成为长久性机制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世文汇馆不能指望即吃着皇粮,再吃着特供,它必须痛下决心走场馆合并的道路。

这个决定太不容易,否则不至于等十多年才上了这条路。但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证展出业务所需的资金不能减少。正如Follin在她的报告中强调的:所有的方案无一是会影响到现有的展出活动,而是要把场地费用省下来的钱用于常规的博物馆展出业务上。她还在其它场合承诺了场馆合并的“三不原则”:不关闭任何博物馆,不排除任何文化遗产,不清理任何重要文物。那种认为场馆合并将导致东亚博物馆消失的观点,根据在哪里?为什么和主管当局的目标完全相反?

场馆合并是共赢之路,闯过这个关,才有新天地。往后退一步,为的是向前走两步。尤其是对东博,一个危机重重、积重难返、自身难保的机构,无法承担保护和利用好中国古文物的使命。东博不脱胎换骨,势必在苟且和煎熬中慢慢地走向死亡。不破不立,走出条新路需要的是勇气,无须投鼠忌器。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更好的行政管理机制和现代化的展出场所,会让中国文物更好地发光。

我曾经假设过,华人社团团结一致,坚持要求政府把东博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后果会怎么样?让瑞典政府有关部门作出让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要抗议者们豁得出去,一意孤行。这在瑞典不是没有先例。但坚持下去的后果是不是抗议者们所希望看到的呢?东博继续独处,在取得政府津贴方面不会有更大的优势,它的财政问题没有解决。如果有中国企业或富豪愿意资助,它的日子会好过一点。但展馆更新改造受限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文物保管的问题难以解决,访客量持低的问题难以解决。甚至可能因为它的孤立,访客量走势继续下滑,把死棋一步步走到黑,结局会很惨。最后那些顽强的抗议者们还能向谁去抗议?

瑞典在国际社会上的贡献跟它的国力相比、跟它的人口规模相比、同其它发达国家相比,都是具有超越性的,算是慷慨大度的。瑞典纳税人的人道主义觉悟和意识对中国移民也是有示范作用的。但我不能接受的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瑞典纳税人一定要为一个长期靠国家津贴还要寅吃卯粮、先缺后空,连年亏损,自营无方的东亚博物馆给予无条件的财政支持。只是因为那里面有中国文物吗?

我希望,所有头脑清醒着的人,把东亚博物馆这个机构和在那里存放的中国文物区分开来。只要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中国古代文物的价值,不因东亚博物馆的名称或放在那个地点的改变而改变。不论它们曾经是在国家艺术博物馆中,还是在民族志博物馆中,在国王家里,还是在远东文物博物馆里,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一说到东博的文物进了世文汇馆就会消失,是不是算作自欺欺人的耸人听闻?

有人对东亚博物馆的地理位置特别较劲,认为只要搬迁出了市中心就不会有人去了,博物馆就死定了。这种传统观念是否有点过时?三周前和老同学聚会,在上海外滩,一位上海籍同学感慨道,过去把浦东当乡下,说宁要市内的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现在浦东成了国际金融中心,高楼林立,上海人要在那里能占到一张椅子坐上都不容易。世间变化谁也料不到!

其实,在目前被考虑的三种方案里,两个是留在市内,只有一个是有可能到城外买地的。有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如果是那么怕搬出城,坚持留在城里就是了,不完美的选择也是种选择。为什么有人突出地强调一定会搬到乡下?为什么有人又联系上了白人中心论,联系上了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扼杀多元文化?二十年前开始的博物馆集约化,人们把瑞典以外产生的文化统归于世界文化,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其合理性。二十年走到今天,三馆要合并场馆了,民族志博物馆没抱怨种族主义、地中海博物馆没有抱怨种族主义,唯独涉及到东亚博物馆。

有人上纲上线到种族主义,并直白地或隐晦地采用有可能挑起和引发种族冲突的字眼。再看看那些文字的出处,恰恰是出自于对中国人思维和心态了如指掌,居心叵测地挖坑下套让中国人往里钻。只要华人族群被绕进一场安排好了的种族冲突的闹剧中后,他们给政府出难题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对此,我们不能不防,被人当枪使。

作为中国来的移民,又到了这把岁数,自认为懂得自己同胞的一些弱点。像中国这样一个曾经长期受外族欺凌的民族,重新崛起后,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被煽动起来。身居海外的人也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那么些可爱的同胞,过去从来不去东博,这次突然了解到安特生的“伟大故事”,民族自豪感井喷式爆发,奔走相告,一定要捍卫东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华界这种氛围中坚持做自己,把握好自己的认知观,并非易事,有时还免不了跟自己身边的好友交恶。

华人在瑞典社会从融入社会的时间和深度上在各少数民族中应该算是属于比较成熟的一部分。在遇到涉及族群利益和相关利益的问题上,要学会跳出小圈子,站得高点,看得远点。被人一点就着,一忽悠就上,实在是不符合自己的形象。马悦然网上征名一事,我迟迟不肯表态,实在是怕伤了同胞们的感情。但凭心而论,我对跟风助威,看不出其中的优雅,看不到其中的豪迈。我特别期待,这次15个在请愿书上签字的协会,能提出15项建议书,提15个好方案,哪怕其中有一个被政府采纳,瑞典社会也真的会对华人群体刮目相看了。

此次东亚博物馆迁馆事件引起的风波,若不是马悦然教授的网络签名,不至于如此轰轰烈烈。二千多人应签,完全在想象之中,再加个零我也不会吃惊,毕竟是名人效应吗。评诺贝尔文学奖,需要他的一票。中国人、西方人都懂的。

马悦然老先生学习研究中国文化,成就于东亚博物馆,到现在他还沉浸于那个辉煌的时代,无法接受中国古文化研究在当今瑞典的清冷和平淡。他在签名呼吁书要坚持的都是过去曾有的东西,而今天的东博已经不是他在那里做学问时的那个样子了。至于他说什么,我都无权指摘他老人家对中华文化的一片痴心,无法改变对他的那份崇敬。但要忽悠我,他真办不到。我尊大师,更敬真实,能牵引我行的,唯有真理。

世文汇馆在斯德哥尔摩的三个博物馆合馆之事,从我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是针对中国人或是中国文物的。既然华界都同意一个看法,即东博现存的中国古文物是瑞典的国家财富,保护这些文物是瑞典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华人族群在其中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那为什么华界有人拿中国文物借题发挥,非要把华人族群从瑞典主流人群中剥离和异化出来,单独地“集体发声”?

对任何新事物、新改革,总是要触及到旧的格局。人们出于对新事物的怀疑和担忧,对旧事物的不舍,出现反抗情绪,这是具有普遍性的,会很容易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这就需要人们经过理性的思索加以控制。改革将会带来什么结果,改变是会更好还是更糟,这是需要动脑筋去了解和探究的。轻易地采取行动,充当改革的阻力,事后留下的悔恨是无尽的。

我承认我没有像有些愤青们(与年龄无关)那么爱国,一听说瑞典政府要关东博就要上街游行,要向政府请愿,要到媒体发声,去进行一场捍卫民族尊严的历史性拼搏。我也更清楚,我够不上资格卖国,谁送我这类大帽子都受用不了。瑞典和中国是我此生割舍不断的依靠和寄托。只要是对两国有益的事我都愿意去做,而不是给它们添麻烦。东博与另两个博物馆场地合并之事,显然是利大于弊、危机变机遇的好事。搞悲情请愿,完全是让自己糟心。若真心爱国,就帮着中瑞合作,利益均沾。

世文汇馆馆长Follin的报告《为改善国立世界文化博物汇馆经济状况而采取措施的建议》最后部分提出解决场地问题整改措施的5个方案,每一个方案都有利弊分析、得失权衡。最后在不看好第1和第2方案之后,保留对345方案的探讨。简而言之,第3方案是扩建,第4方案是新建,第5方案是改建。

3方案扩建,地点是在民族志博物馆基础上。在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每加一平米的代价都是极高的,扩建的面积严重受限。唯一的好处是在博物馆堆里,会有大量顺带访客,还有一个好处是,毗邻中国大使馆。但那里已经出现的交通停车等不便,会因两馆的挤入变得更无法解决,八馆门对门,谁也没多大的空间,是个作茧自缚的下策。

5方案是立即迁入市区内可利用的场地,然后逐步按现代化展馆的要求去修改建筑。这个修建方案在我看来是等天上掉下馅饼。现代化展馆的特殊要求很难在现有建筑中碰上合适的,而改动建筑比新建一点也不省钱。地方倒不会没有,但我总体上不看好改建选项。

我选择的偏偏是许多人痛恨的搬迁到城外建新馆的第4方案。理由是能够量身定做、超前设计、一步到位。具体设想见附件部分。

批评政府是公民的权利和美德,但批评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让未来变得更好?如果达不到这个基本的目的,批评只是一种浅薄的宣泄,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此时此刻,我选择建设性的批评,为的是出现一个我想要看到的结局。我不够留恋过去,是因为我相信明天会更好,是因为我对未来还有梦。

2016116 王吉生 止笔于西班牙巴塞罗纳

 

以下是我对Follin馆长所提的第4方案的回应,建议肯定很不专业,只为抛砖引玉,相信有人能提出更好更可行的建议,也相信这个提议本身不是个错误。

附件:

《关于新建斯德哥尔摩世界文化博物馆的建议》

新建斯德哥尔摩世界文化博物馆的五方面设想:1.选址, 2.投资, 3.规模, 4.功能, 5.经营。

1.选址 

首选地点在Ekerö社区,Drottningholm女王岛上王宫南边位于迈拉伦湖湾的地位。购买农田,价格低廉,基本上没有原住户搬迁问题。振兴文化事业,地方政府名利双获,何乐不为。建筑群外观可体现不同文化背景的建筑风格,在不同中找到平衡与和谐。设计方案采取国际招标方式,好中选优。建设施工的招标,如有可能也在国际范围,以求多快好省。

现王宫建筑是瑞典境内为数不多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建筑之一。新建在斯德哥尔摩的世界文化博物馆与之作伴不应有负瑞典王宫已有的盛名,它与法式古老建筑形成交相辉映之景观,同两大建筑群之间的中国宫Kina Slott形成二龙戏珠的格局,将原来在那里的中国宫作为两建筑群共同的附属展馆。那时,将Gustaf VI Adolf老国王捐赠的中国文物归置到中国宫中,也算是完璧归赵。

2.投资

建新馆的资金,国家一次性投资,需要由议会通过特殊预算。哥德堡的世界文化博物馆新建资金用了二亿克朗,斯德哥尔摩用四、五个亿也算正常。新建筑按通常一百年折旧计算,分摊到每年的支出,很难高于现在三馆在市中心租金的总和。新建筑在档次上的提高完全值得投资。

一个大胆的设想,以文物换投资。瑞典归还部分中国文物,由中国直接或间接地承担部分建馆投资或施工。如果能出让足够多的文物,瑞方零投资也不是没有可能。中国建筑业有巨大的过剩产能,搞这么个小规模的“形象工程”应该是能很快拿下的。

新馆建筑的拥有权采用部分商业化模式也可以考虑。现在已有Ericsson Globe体育馆,Tele2 Arena运动场,让大企业分担场地费用,对文体事业没有坏处。例如,宜家产品遍及世界,由它来赞助世界文化博物馆,对双方的名誉都是种提升。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买下瑞典沃尔沃、伦敦出租车,资金雄厚,它来赞助个博物馆不会是个大数。真能促成IKEA MVK,或VOLVO MVK,对各方都有好处。

3.规模

从现有方案中读出有场馆合并后总的展馆面积压缩精简的意思,此路不通。减少展室面积将会是影响到场地合并的最大阻力,有可能触犯众怒。能不能保持三馆原有展出面积的总和,是并馆能否得到民众支持的关键。世界文化博物馆在三馆合一后更要打破旧的格局,把面拓宽,全方位地展示世界文化。所以,建新馆要优先地考虑扩大展馆面积。不能因为哥德堡场地建设的不周,影响到斯德哥尔摩放手发展。要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世界文化博物馆的潜力和未来。如果我的计算不出大错,建筑总面积在3-4万平方米为宜。

4.功能

新馆总面积基本上等分成三个部分。其中三分之一用于传统的文物展出,这部分主要是恢复和延续合馆前三个博物馆常规的文物展出。第二个三分之一用于巡回式的文化交流,接受安排世界各国来瑞典短期的展览会。这个部分的建筑除一般展室之外,还要配备较大的影剧院,会议厅和餐厅等,以满足大型讲座会、国际电影展、摄影展、来访演出团等需要。这部分建筑的功能要起到经营创收的效果,力争将目前这部分收入在总收入中不到10%的比例增加到30%,从根本上扭转过度依赖国家津贴和连年赤字的局面。最后的三分之一用于行政和研究,为馆员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促进文化文物普及教育,提高跨学科、跨国多元文化的研究水平,提升斯德哥尔摩世界文化博物馆在同行业中的国际声誉。三个部分三个功能在同一博物馆中有机结合,坚守传统,繁荣当今,面向未来。

5.经营

传统性展出如何更新组合,要走广泛协商的路子。博物馆专业界、院校学术界和社会界(相关利益/兴趣人士和团体,包括全国性移民组织)每年定期开会协商一次。力求把馆藏的文物用活,用出新意,不断吸引不同需求的观众的来访。

既然是世界文化博物馆,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就必须得到扩展和加强,管理层中必须有能堪当此重任之人。在创收方面,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把瑞典珍藏的各国高价值的文物拿到国外,特别是原主国去展出,或以租赁方式较长期地出借,获取收入。请世界各国博物馆携带精品来瑞典短期巡回展出,开阔国人视野,增加门票收入。

发挥古文物的展示价值,而不是储存价值。把在斯德哥尔摩的藏品拿到瑞典各地去巡展,也是全民教育的重要部分。

影剧院、会议场馆和短期巡展馆要成为主要创收场所。要安排各国著名文艺团体来馆上演精彩节目,开放欢迎各国收藏家和艺术家以团体或个人名义来办收藏展和艺术展,吸引全社会观众。公关部门在广告宣传上要更专业些。

瑞典要像接待新难民一样,安置好、展示好来自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让在瑞典的各国移民感受到,善待古物如同善待今人。瑞典社会有能力让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移民融入其中,也一定有能力把各国的文物保留和融化在瑞典的文化之中。


打印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