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撕裂民族分裂民心的公民投票

(王吉生 2016-07-06)

公民投票如同议会大选一样,在最大的范围内征求民意,以便按少数服从多数的最起码的民主原则来取代政治领导人作出难以作出的决定。但是,不要以为公民投票能帮政治领袖解围,有时反而是挖坑。2016年6月24日,英国就退出欧盟所举行的公民投票就是一场让民主的尴尬戏。

近年来,欧洲各国的各种危机已经严重到一国的政治领导人无力治理本国危机的程度。照理讲,在这个时候,更需要的是国家间的协作,特别是欧盟范围内的协作。另一种办法是,政治家规避责任,把决策权交给民众。英国举行的退出欧盟的公民投票,或全民公决,是典型意义上的政治家规避责任,把国内危机以难民问题为由转换成欧洲危机的例子。在这种方式主导下,民主机制成为度过危机时二者取一的博彩游戏。其结果是,民粹主义大行其道,鼓噪者们以空口许诺、虚虚实实的豪言,很轻易地把原来左右两面的大党都玩残废了。

退出欧盟派的得票率比留在欧盟派多出约百分之四。结果刚出,就有许多人懊悔自己一定是那52%中的2%中的一个。但这种后悔药,不尝够滋味是退不了的。以后再游行示威,抗议的是全民公决的强大机制,目前谁也改变不了它。

查查大英帝国的历史旧账,老殖民主义者们对殖民地国家惯用的是“分而治之”伎俩,以巩固其作为外来人的统治地位。这回,外部世界的压力,把英国人带进了“请君入瓮”的境地。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为独立搞公民投票,每每有惊无险,空喊狼来,下次狼可能真的会来。英国退盟还没有真正上路,欧盟如果足够强硬,让英国吃吃苦头,殃及到百姓,英国国内的动荡将会愈演愈烈。曾经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走向碎片化,此次退盟公投可能成为重要一击。

上几代的英国人,在对外关系中不知道什么叫吃亏。他们从别国和殖民地国家毫无公平可言地获得好处时是那么理所当然。大英帝国的子民,多多少少都是受益者,包括英国的工人阶级。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分享殖民地人民成果时不会在每笔进出账上注明。随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非殖民化进程,过去的一些好处不再有了,或代价高了,这种处境的“恶化”如果慢慢地随着时间分摊,往往不至于有阵痛感,有感也不得发。但近来中东地区战争难民涌入,欧盟成员国必须立即分摊支出。自己口袋里的钱,被以欧盟的名义掏出去时,许多英国人受不了了。这不仅是有违大英帝国的传统文化,也不符合普通英国人的生存习惯。从这样的背景中去分析退出欧盟的公投,赞成派以52%略多过半不能说是荒唐的结果。

英国退出欧盟并不能只被看成是件大坏事。欧盟的管理机构臃肿而无效,早已受人垢病,来一次阵痛,有助于疗伤治病。英国退盟的结果让欧洲各国本来就有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的国家发生鼓噪,但维护欧盟团结的声音更强了。笔者已多年无暇关注英国工党,退盟之事如何对工人阶级不负责任不甚了解。但事出之后,工党影子内阁的倒戈和要求更换领袖的呼声是听着够严重的。保守党的危机没有给工党带来机会,这是少有的现象。难道英国真是危机四伏到难以收拾?本指望英国适时地出现能力挽狂澜的政治家,看来不容乐观。

英国退盟派的成功,给法国、荷兰、瑞典、丹麦等国的反移民右翼政党打了一针强心剂。他们借此西风,摇旗呐喊,争当老二,非要把欧盟这个摊子拆散不可,大有以闹到树倒猢狲散为后快的劲头。近期,瑞典民主党的支持率在上升的同时,传统的左右政党都提高了警惕。在坚持欧盟阵地的战场上,瑞典不同党派走进同一条战壕成为可能。因为外患,使得瑞典左右政党阵营的和解与跨阵营合作出现机会。瑞典获得明后两年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有利于它在中东战事和难民问题上发挥其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些都将是笔者喜闻乐见的。

最后,也是笔者抛砖引玉最重要的结果:译文转载。

 2016-06-28 斯德哥尔摩Metro都市报(又称地铁报)刊登专题评论员Göran Greider尤浪格雷戴尔的文章《英国退盟成因》。这位左翼作家往往以阶级斗争观点看待社会现象,言论容易偏激而不被广泛认同,但这个评论写得算是比较中肯,值得一读。刚刚看到消息,此人在媒体圈里被选为今年的最佳评论员,觉得更有必要译出此文,与读者共析。

英国退盟派对欧盟说不之后,两种同样危险的情绪大行其道。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傲慢,出自于被习惯地称为体制的金融世界,它的基础是人数过半、处于半疯狂状态的人在英国退出欧盟的公民投票中的举动。此乃不祥之兆。

民主的公民投票被搞得成了捣乱破坏,有如经济系统遭遇断电。甚至于在星期五(6月24日)早上,英国退出欧盟结果出来后,许多记者的行为还像是忐忑不安的欧盟政治家,而不是不偏不倚的观察家。

还有另一种情绪:一种发自底层的悲情的成功发泄,他们满足于在绝望中向上猛踢一脚,至于踢出去后是什么效果,不管不顾。而他们这一脚是以最丑恶的方式踢向移民和难民。我们从许多方面看到一种状况,那就是:在近二十年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那些失去最多的人,也就是英国工人阶级,他们只是想找到一种能让别人听到自己声音的方式:达此目的的唯一可能是,投出用体制中人的眼光来看是最“错误”的选票。

结果又如何呢?是欧盟自身的问题吗?这只对了一部分。欧盟在它整个现代历史进程中是按顶层设计走的,它几乎从未自下而上设计过。欧盟根据一个条约、一个条约,把自己构建得像个超级国家,而从不经过任何讨论。欧盟在民主制度上的欠缺不去弥补,随着欧洲议会权力越来越大,使得这个议会本身的投票功能实际上在缩小。

然而,英国退盟派得势的主因并不在欧盟。我认为,原因在于,退盟公投的主体,英国工人阶级感觉到他们被英国工党抛弃了。这个党在近十五年来不断右转,直至近年来,工人阶级终于被纯牌的右翼民粹主义所拉拢。

当社会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几乎被一扫而光的时候,最终会产生来自下层社会的不满情绪。它同上层精英的情绪一样,认为民主基本上是一种累赘。

在这个意义上讲,英国退盟是贫富差别急剧扩大造成的结果,是一个社会被撕裂开来的结果。这也是欧洲政治家们要记取的重大教训。

到目前为止,我同大多数瑞典人持同样的观点:我强烈地支持瑞典留在欧盟里。但我也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欧盟的路子有方向性问题。欧盟在人们最需要、最最需要它来处理难民问题时,它没能成功,反而加深了人们对它的不信任。

英国退盟震惊了欧洲。同时也让我们所处的这个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中,有权者和无权者的状况大白于天下

Två lika farliga känslosvall dominerar efter britternas Nej till EU. Arrogansen uppifrån, den som kommer från finansvärlden och det som brukar kallas etablissemanget, utgår nu från att mer än hälften av de röstande i Brexitomröstningen helt enkelt är halvidioter. Det är en olycksbådande hållning.

Demokratiska folkomröstningar betraktas bara som störningar, ja som ett slags strömavbrott i det ekonomiska systemet. Även många journalister har sedan i fredags morse, då Brexit stod klart, ibland låtit mer som oroliga EU-politiker än opartiska granskare.

Och så har vi det andra känslosvallet: den triumfatoriska bitterhet nedifrån som nöjer sig med att sparka uppåt i förtvivlan men inte har någon idé om vad som ska ske efter det där sparkandet. Och sparkandet har dessutom riktats mot invandrare och flyktingar på det mest avskyvärda sätt. På många sätt tycks vi ha nått ett läge där de som förlorat mest på samhällsutvecklingen de senaste tjugo åren ? i det här fallet brittisk arbetarklass ? bara har ett sätt att göra sig hörda: Genom att rösta så "fel" i etablissemangets ögon som det bara är möjligt.

Hur har vi hamnat här? Beror det på EU självt? Delvis gör det ju det. EU har under hela sin moderna historia byggts uppifrån, nästan aldrig underifrån. Unionen har, fördrag efter fördrag, rört sig mot mer av en superstat utan att detta på allvar har diskuterats. Unionens demokratiska underskott vägrar att läka. I takt med att EU-parlamentet fått mer och mer makt har röstandet till detta parlament faktiskt minskat.

Men EU självt är inte huvudförklaringen till att Brexitsidan vann. Jag tror att nyckelgruppen i Brexitomröstningen var den arbetarklass som känt sig övergiven av ett Labour som i femton års tid drev till höger. Denna arbetarklass har på senare år slutligen uppvaktats av den rena högerpopulismen. När socialliberalism och socialdemokratisk reformism är nästan bortsopad i större delen av Europa föds till slut detta bittra känslosvall underifrån liksom det föraktfulla känslosvallet från eliter som tycker demokrati mest är något jobbigt.

I den meningen är Brexit en konsekvens av våldsamt ökade klyftor, av ett samhälle som slits isär och detta borde också vara den stora läxan för europeiska politiker.

För tillfället intar jag samma ståndpunkt som de flesta svenskar: Jag är starkt för att Sverige stannar kvar i EU, men känner i likhet med de flesta att samma union är på väg åt fel håll. Det faktum att EU misslyckades när det behövdes ? och behövs ? som allra mest, nämligen i flyktingfrågan, har spätt på misstron mot unionen.

Brexit skakar om Europa. Men uppenbarar också makten och vanmakten i våra alltmer ojämlika samhällen.

不忘初心 安得始终

瑞典社民党自2014年9月秋季大选后与环境党联合执政已有1年半了。要是有人把这期间的社民党所主导的政府说成是在风雨飘摇之中,并不算过分。大选时的险胜,议会中不占多数,组阁的困难,反对党的作梗,一路逆风而行。社民党立足未稳时,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在议会中站在中右四党联盟一边,否决社民党政府的预算,强迫政府执行反对党的预算方案,逼得社民党主席勒万Stefan Löfven穿新鞋走老路,走反对党指定的路。勒万从工人到工会领袖几十年,在议会中还只是个新手,但他不能容忍所谓的议会民主被滥用到束缚执政党按照大选时承诺的目标主持政府工作的地步。他出人意料地宣布重新大选,以期摆脱议会给他套上的紧箍咒。瑞典社民党不是一般政客所能想象的那么机会主义。大权旁落8年后重归,拿得起也放得下,一副不自由毋宁死的气概令全社会哗然。

在那之后的几天中,刚刚下台的四党联盟高唱凯歌,意欲重返政府,可是他们很快发现,他们的处境比社民党更糟糕。民调显示,温和党因前首相和财政大臣的同时退位,支持率塌方式下降一时无法抑制,这部分选民大多转向了瑞民党,有的小党一夜之间支持率跌到进入议会资格的4%底线以下。中右翼政党突来的喜悦突然又变成新的恐慌。为了维持在议会中的既得席位,不让极右的瑞民党渔翁得利,中右翼四党联盟不得不同执政党妥协言和,终于在2014年最后一个工作日达成了所谓的年终共识,又称十二月协议Decemberöverenskommelsen,放弃逼宫,不重新大选,给执政党更大更宽松的执政余地,结束了让外界看上去惊心动魄的百日动荡。

2015年对社民党政府最大的挑战似乎不是国内政坛的老对手,而是整个欧洲面对的新问题。中东战火驱动大量难民涌向欧洲,传统上的人道主义首善之国瑞典成为许多难民的向往目的地。瑞典民众在看到中东难民孩子死在南欧沙滩上的报道时所表示出的同情冲动和政府慷慨相助的态度几乎是等量齐观的。可是,几周之后,瑞典发现,一个不足一千万人口的国家,其救援能力无法应付僧多粥少的场面。难民进来造成的混乱不安,对原先遍布城乡的东欧乞讨者的凄惨,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原来就反对接收有恐怖主义隐患的伊斯兰难民的人们,不忍看到自己的大度被扭曲成自毁家园的结果,他们在经济和安全的双重忧虑下,毅然决然地站到了激进反移民的瑞民党一边。但这并不说明瑞典接受难民的大手笔有什么大错。瑞典民间向来不缺少对处于危难中人群的极大的同情心,尽管后来力不从心,毕竟前头算是尽力了。从政府角度来说,在争取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关头,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有所作为,不论是出于长远战略还是权宜之计,都是适时的。只是作为实施这场难民接收工作的政府,前松后紧,亡羊补牢,顾此失彼,尾大不掉的表现,使社民党在民众中的信任度一路下降,创三十年来新低。年底之前,中右翼四党联盟毫不意外地宣布解除同执政党达成的2014年终共识。

但就在这种状况下,社民党还是稳住了国内政局,努力开始按自己的意愿完成执政使命。2016年伊始,我们看到社民党走自己的路、让人去说的那股劲头。笔者在读到勒万2月28日和29日这两天的很有些代表性的讲演后,颇有感触。特别是勒万在引用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国王搬石头的故事,同中国寓言愚公移山有异曲同工之妙。社民党建党127年来,征途漫漫,坚韧不拔,仍在路上。社民党在民调支持率不到25%的现状下,放眼未来,且思且行。我作为瑞典社民党的精神粉丝,并不因为它不能像上世纪那样在大部时间里执政而感到失落,相反,我为它在21世纪还能不忘初心,以求始终,依然能在执政党地位上,主导瑞典的政治经济而感到欣慰。

勒万在连续两天两个不同场合的讲话中,看得很远,言之凿凿。但和者盖寡,眼下能得到的支持估计不会很多。社民党重提瑞典模式,听上去老调重弹,并无新意,但它这份执着,让人看到的还是那个党。眼光若放长远时,又岂在一届一任。社民党当然知道,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已经很难一党独大,更难长久执政。当今的瑞典不再是20世纪中期的社会分层结构。贫富悬殊两极化发展近些年在全球都在加剧,对原来平均化程度相对高的瑞典表现得可能更明显些。真要阻止两极化趋势,难度很大,而两极分化对广泛而稳定的中间阶层目前没有什么冲击。前两届中右翼联盟政府8年减税的甜头还没有吃够的中产阶层,现在还在被中右翼政党继续走减税路线的承诺所吸引。在一个相对富足安康的社会,一个政党要为不再占主流的社会较低层的劳动者谋利益,同时又要谋求自身强大,并声称要做未来之党,几乎是件看上去自相矛盾的事。正因为此,我对瑞典社民党现在的所作所为、所鼓所呼还是保留着肃然起敬的感情。

拙人2016年3月于瑞京城外旭园草堂

 

乌洛夫·帕尔梅三十年:致力于一个人人平等的未来

2016年2月28日,瑞典社民党主席、政府首相斯戴放·勒万Stefan Löfven在斯德哥尔摩文化宫举行的纪念乌洛夫·帕尔梅遇害三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各位朋友,很高兴到这里来。我认为,在纪念乌洛夫·帕尔梅之际来谈论未来是再好不过的了。

有一个经典的关于帕尔梅的漫画,一幅挺亲切的画面,在那里,帕尔梅被描绘成在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国王?西西弗斯。他被受罚去干往山上背大石头的活,每次到了山顶,大石头又滚落下来。帕尔梅身着白袍,背着块大石头,上面标着1969年和1970年五一游行的口号“伸张平等”。

争取人人平等的未来这项工作看上去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西西弗斯使命。这不仅仅是因为资产阶级政治家们执意把大石头往山下推,往往还会出现本国都无法控制的全球范围发生的事。帕尔梅亲身经历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在他之后还出现了九十年代的银行危机和21世纪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帕尔梅很早就预见到了这类会发生的事,他常常提及现代世界的命运共同性。今天,无人质疑当时的帕尔梅是多么的正确。所有的人都被涉及,所有的人都受影响。凡是想要改变的人都需要看得更远更宽。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共同的、全球的发展遇到了许多挑战。我们看到了气候变化、战争、恐怖和迫害等种种威胁,以及接踵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但同时也存在着另一端好的迹象。记得在进入新千年之际,很少有人相信联合国千年目标可以达到。然而,贫困减少一半,比预期提前了五年。全世界十分之九的男女儿童走进了学校。产妇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都下降了。在过去的一年中,世界领袖们就17个全球性发展目标和历史性的气候协议达成了一致。为此,美国《大西洋杂志》The Atlantic将2015年评为“人类历史最佳年”。

在极度黑暗中,我们看见了强烈的光明。想要让这光明冲破黑暗,还在于我们自己。因此,瑞典通过强大的联合国和一位女权主义的外交大臣,提高了它在世界发出的声音,争取平等和国际团结。右翼企图把这一切称之为帕尔梅怀旧情结,但全球性的合作,争取全球范围的平等,正是我们首要的未来战略。过去帕尔梅理解它,今天更多的人理解它。我们现在就等待瑞典的右翼能理解它。

同样的关于光明与黑暗对峙的局面,我们在国家层面上也目睹过。当1982年帕尔梅接手政府工作时,资产阶级政府留下的是巨大的预算赤字、竞争力疲软和高失业率。对此我记忆犹新......。那个政府置瑞典的延续于不顾。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未来的无保障、失业和无望,仇恨和两极分化蔓延。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另一面:瑞典政府更替后,约有8万人得到了工作,其中许多是曾经长期失业的年轻人。而且,出口增长了,经济增长提高了。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在北欧是最高的,在欧洲也算是名列前茅。我们的前途有光明,瑞典的经济有动力。依靠这种动力,我们开始瞄准一个人人平等的未来。对此,当今的瑞典政届是存在根本性冲突的。为实现这种重大建议,我们会像西西弗斯那样努力,我们也会看到,瑞典争取平等的努力会塌陷。右翼出的主意是降低工资、降低社会保障、大量削减福利和教育,把省下的640亿克朗通过减税还给人们。他们保证说会有好的结果。但我是真心地说,低工资、差福利和削弱了的社会保障怎么能让人们对未来有更大的信心。已受极度不安全困扰的人不可能抵御不安全感的存在。瑞典的劳工运动将为此而奋起斗争。我从帕尔梅的行动中所得到的是自信和斗争精神,这些是来自对另一种社会可能出现的认知。

当然,一年中接收16万人(难民)对瑞典是相当沉重,未来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很明显,此任不会轻松,因为我们有前几年的投资不足、降低税收和各种削减。但同样明显的是,解决的方案是牢靠的,就像我们安坐的那根粗壮的树枝,是砍不掉的。让瑞典强大和抱团的模式也是不可拆除的。所以说,为争取人人平等的未来这项工作,也是一场捍卫瑞典模式的斗争。

在当前既存在削减,又有看上去相互抵触而无从下手,或者是这两种现象兼而有之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为瑞典模式而斗争,力求“两全齐美”。既要有创新发明和新公司的成长,又要有学校新投资和社会新改革的公平;既要有依靠福利和保障的权利,又要承担接受教育、开发自己、干好工作、完善自己的义务;既要体现让人有可能按照自己期待的方向发展的个性主义,又要让人懂得弱者抱团成为强者的团结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起人人平等的未来。

尽管资产阶级政党竭力阻止这一进程的开启,但现政府已经开始了这种新型社会的构建。我们着手于:对住房和基础设施新投资。提供五万个新的教育位置,以提升新知识水平。更多的教师和老人护理人员。更好的失业保险,更有保障的疾病保险,以及退休者更好的经济条件。我们要做的还更多,使得福利制度成为有依可靠,使得学校成绩有所好转,使得瑞典每一个能自食其力的成年人都说:我现在就上班去。

我们一步步地发起实实在在的改革,把它作为“团结互助社会中自由和平等人”的基础,我们将它确立在党的纲领里,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所以,我们要继续为平等的未来而工作。这不会是速成的,不会是简单的,而是要做到的。是的,我们的目标远大,然而,社会民主党人干的事往往都不小。这是我们从帕尔梅那里学到的,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同西西弗斯神话不同的地方。没有什么是先决的。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不平等并非自然规律。它是由人造成的,因此也是可以被人改变的。

为人人平等的未来而奋斗往往是任重道远,有时要面对强大的挑战。我们能迎头反击,奋起进取。我们有这么多人分担这项工作,我们知道何去何从。我们在努力,乌洛夫,我们在努力。

 

为瑞典模式而斗争

2016年2月29日,瑞典社民党主席、政府首相斯戴放·勒万Stefan Löfven在走访斯德哥尔摩省罗格斯维德市Rågsved老人服务院时的讲话

谢谢你们让我今天来这里同你们说说话。老年护理在我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我妈妈过去是从事家政服务的。她骑着电单车来往于居家养老的住户之间。她冬天骑车要穿驾车外套,北方的寒冷没能阻止她外出。我还记得她在电话上跟人说话,有时仅仅是通知改动造访的时间,但常常还有别的事:一个问题上的咨询,一次关于人生的谈话,一段传递人性温情的片刻。是我的妈妈教我懂得什么是实实在在的同情心和团结互助。

每次我出国,我都要对人讲到为什么瑞典是世界上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劳动者在总人口中占这么大的比例。那是因为人的勤奋和职业道德。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同舟共济、成就彼此。

在许多国家,妇女当了妈妈就不工作了。人要是生了病,怎么治病,那就看你钱包里有多少钱。人老了,有什么保障取决于家庭状况。为了竞争工作岗位,人们不惜把工资要求压到最低。年轻人能否选择自己想从事的职业,取决于是否上得起那个专业的课程。美国人谈论美国梦,但有太多的人只能梦想,从未实现。

在瑞典,我们有一种工具,它让梦想变为现实。医疗和护理将根据需求,而不是支付能力来决定;孩子上学将根据他们的志向,而不是父母的背景来决定;你上学、发展和人生成功的可能性将取决于你头脑中的思想和意愿,而不是你钱包里的票子。我们争取权利,但也要为整体履行义务。我们工作得到一份赖以生活的工资,同时也缴税,为的是给平等和保障奠定基础。有了这个基础,瑞典才能大胆地在这个世界上不断进取、扩展、输出。这个工具就是著名的瑞典模式。

我个人的一生就是瑞典模式的产物。没有哪个社会能够给予我这么个在翁厄曼兰省Ångermanland被人收养的孩子以这么大的可能性。是我的妈妈、是你们这些辛劳一生的人们给了我这种可能。对此,我永远感激。

然而,我们都知道,瑞典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现在有14万人,其中有9万妇女,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或彻底终止工作,来照顾他们的父母,原因是老人院护理人手不够。医疗保险金支出大增,其中的原因有公营部门的妇女积劳成疾。尽管就业空缺创下纪录,工商界的招工有五分之一不成功,原因是教育系统的短缺。想想看!数以千计的就业岗位空缺无人胜任。

这些欠缺很明显是有根源的。在我们执政之前的八年期间,国家少收了1400亿克朗税金。我从不反对让老百姓钱包鼓一点,恰恰相反,我干工会那阵子,那是我的主业。但是,当大银行受惠于减税,通过缩减福利,成百万地省下钱来,这个社会就悬了。这种事正好发生在2007年,金融危机和新一波减税并行,人口增长、需求增长和职工人数减少诸现象并发。谁都知道,那是越要用钱的时候,反倒是缺钱的时候。直到去年秋天,欧盟难民体系撑不住的时候,到瑞典的难民人数高到了我们这个社会无力应对的地步了。

这种状况不能再发生了。瑞典模式是建立在按章有序实行移民的基础上的。申请庇护的难民要由欧盟公平地分配。被拒绝返回本国、和被批准留在瑞典的难民可以尽早地开始工作。我们现在在发展瑞典模式,我们要构建一种接收难民的制度,做到让福利惠及到每个人。

朋友们,我认为,瑞典到了一个路口上。一方面,瑞典模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得到加强,另一方面,我反而看到,瑞典模式受到了明显的进攻。

首先,议会里有人提出减税640亿的新建议。它会导致医疗、护理、学校和社会保障的削减。其次,有人不遗余力地反对限制福利部门盈利。当今福利体系的任何削减都会引起经营福利的公司为保利润而裁员。再次,有人建议由国家出面,减低工资。这可能是所有的进攻中最危险的一招。国家定立低/贫困工资fattiglöner,威胁的是瑞典模式本身,它会终结劳资双方就工资进行自由谈判的悠久有效的传统。不仅于此,贫困工资还会威胁到一份工资供养一份生活的原则,它会让人落到不管怎么干都摆脱不了贫困的状态,而雇主可以找到接受最低工资的人干活,并使工资恶化状况从长远来看会愈演愈烈。压低你们这些福利部门员工的工资,会不再有更多的人愿意受未来福利工作的教育,而从现在开始,正是需要大量招收这方面人员的时候。不行,削减、追逐利润和贫困工资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问题的本身。

另外还有一条路可走。我们坐在最粗的那根树枝上,我们不能把它砍下来,而是要让它长得更粗壮。我们不是要解除瑞典模式,而是要提升它。我们要构建这样的福利体系,它既要满足人们自由选择和适应个性的需要,也要坚持我们认同的人的价值的基础,而不是只认钱包。有这样的福利体系,我们可以培训和招募更多的现在已经失业的人,让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并帮助更多的人继续工作。有这样的福利体系,我们照样出国旅行,告诉人们一个独特的瑞典。

我们不应有愧地承认,我们在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模式而斗争。在这个社会中,即使你在最弱的群体中,你所处的社会是最最强的,你的进步是每一个人的进步,我们为此而无比骄傲。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发起为捍卫瑞典模式的斗争。作为这场斗争的一部分,我们优先考虑的是在瑞典福利部门招募更多的员工。我们将实施一项投资项目,使得瑞典的福利部门有更多的护理员、护士、教师、幼教老师和社会工作者。只有这样,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以达到欧盟最低的失业率;只有这样,我们可以缓解福利部门工作人员的压力和病休假状况;只有这样,我们可以让全国任何一地的学校、医疗和护理都值得人们的信赖。

对你们,跟我妈妈一样在福利部门为别人操劳的人们,我要说的是:工作是值得的,对你们也一样。你们需要的不是更低的工资,而是更多的同事。对你们,以瑞典福利为生计的人们,我要说,我们决不接受以减税方式采取的削减方案。现在正轮到加强福利部门的时候了。我们优先在福利部门招募更多的员工,使得我们拥有一个真正的瑞典21世纪的学校、医疗和护理。我今天来这里给你们带来的信息是,瑞典模式不能被解除,而是要发展。我要为此而斗争,为了你们,也是为了瑞典。

 

庆典上的感觉

公元201554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高朋云集,庆祝中瑞建交65周年。此日与中国的青年节巧合,给这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友谊平添一抹青春的色彩。与使馆一路之隔数平方公里的大草坪,经一夜润物无声的小雨,像是涂上一层新翠,使馆院内墙外的樱桃树开苞怒放。这是大自然以其独特的方式,一清二白地告诉人们,中瑞邦交又迎来新的一春。

中国大使馆的活动有请必去,场面上的事渐渐习以为常,此次在我看来是盛况空前。瑞方出席的主要政府官员有气候与环境大臣、兼政府副首相Åsa Romson奥萨·罗姆松,战略与未来事务及北欧合作大臣Kristina Persson克里斯蒂娜·佩尔松工商界、军界高层和各国使节的出席密集度之高,给中瑞建交这个本应是五年一小庆的活动增加了特别的分量,比60周年大庆有过之而无不及。记得陈育明大使一年多前履新时集体会见华届代表,提到要创两国关系的“三新”。此时多多少少有所感受。不知是“最好时期”的升级版,还是长久积蓄后迈上了“新台阶”。有目共睹的是,两国工商民政间务实交往密集;有耳可闻的是,瑞典故事常通过中国微信叙说后转到手中。

20150504b

庆祝招待会伊始,陈育明大使致辞。他以史为先,用“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老话引出第一任驻瑞典大使耿飚将军。这个名字的提及在此时此刻是那么自然,历史上浓重的一笔胜似千言。作为一名听众,此言立刻把我带回到40年前刚进北京木樨地桥外河边的那个大院里。那时耿飚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位部长。文革后期,部里常常要传达中央文件。政治上的需要,耿部长是必到之人。但他很少讲话,主要由冯铉副部长代言和宣读。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任命他主持宣传口工作。百忙之中,他同张香山副部长回来给全部人员做报告。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他从头到尾一个人,如横刀立马的将军,如指点江山的政治家,讲中国的兴亡,讲拨乱反正,讲开创未来,讲世界革命。最后部分,他站到讲台的前沿,慷慨激昂,大幅度的手臂动作助说,大将军的风度势不可挡。会后,一位中年女同事含着泪说,我们过去对耿部长真是太不了解了。陈大使从小是在那个大院里成长的,他家是我们局长的邻居,其父长期与耿部长共事,辅佐工作,两代外事人的情结不言而喻。如今,陈大使在耿飚将军65年前的任上,他的感慨可想而知。

20150504c

65年可以是爷爷到孙子的年龄落差,新中国同瑞典这个西方第一友邦的关系发展称得上久远。但对我这个在某些过程中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来说,几十年也可以是弹指一挥间。招待会上,我遇到28年前来瑞考察工运时,在瑞典职员总工会TCO经济部结识的克里斯蒂娜·佩尔松Kristina Persson。年至七旬的她是当今的“未来大臣”。社民党政府任命有丰富阅历的人来把握未来,兴许是件更让人觉得靠谱和踏实的事。记得那年,瑞职总主席罗森格伦去北方参加有关Umeå地区发展的大会。为了让我了解这个会议的情况,TCO经济部派Kristina带我去听会,并为我当翻译。只可惜,老罗那张幽默利落的快嘴发言过程中引起听众一串串笑声,Kristina也止不住大笑到一发不可收拾,根本没法翻译。急得我如坐针毡,心想要学会瑞典语就好了。后来到瑞典定居,她请我去在Rådmansgatan大街的府上做客,由丈夫亲自下厨烤鹿肉待客。当时她给我的指点是学好瑞典文。一晃20多年过去了,那时还没上学的儿子已经年过三十,让Kristina当上了奶奶。说起这事,让她乐得合不拢嘴。

20150504d

中瑞邦交65年风雨彩虹,两国友好大潮中也不尽是一帆风顺。两国之间尽可能的包容和谅解之后,还总会留下一些各方坚持下目前无法逾越的坎。如同许多与瑞典人组成家庭的华人,几家欢乐几家愁。我们只有不断地努力,让快乐与和谐主导未来的发展。65年过去了,两国的政治家栽下的中瑞友好之树已长成参天,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作为在此安居乐业的华人,我们有责任继续浇灌友谊大树,让它根深叶茂。59日,华联同事们在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举办中国文化日活动,以纪念65年前的今天。在此遥祝活动成功!

感谢网络时代的功能,把我能把5年前以口述历史方式写下的短文挖掘出来,回味当时的感觉。

中瑞关系 所知所感

王吉生 2015-05-09 于瑞京城外旭园草堂

子类列表

Medlem i

I samarbete med

Bidragstagare av

Bidragstagare 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