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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安得始终

瑞典社民党自2014年9月秋季大选后与环境党联合执政已有1年半了。要是有人把这期间的社民党所主导的政府说成是在风雨飘摇之中,并不算过分。大选时的险胜,议会中不占多数,组阁的困难,反对党的作梗,一路逆风而行。社民党立足未稳时,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在议会中站在中右四党联盟一边,否决社民党政府的预算,强迫政府执行反对党的预算方案,逼得社民党主席勒万Stefan Löfven穿新鞋走老路,走反对党指定的路。勒万从工人到工会领袖几十年,在议会中还只是个新手,但他不能容忍所谓的议会民主被滥用到束缚执政党按照大选时承诺的目标主持政府工作的地步。他出人意料地宣布重新大选,以期摆脱议会给他套上的紧箍咒。瑞典社民党不是一般政客所能想象的那么机会主义。大权旁落8年后重归,拿得起也放得下,一副不自由毋宁死的气概令全社会哗然。

在那之后的几天中,刚刚下台的四党联盟高唱凯歌,意欲重返政府,可是他们很快发现,他们的处境比社民党更糟糕。民调显示,温和党因前首相和财政大臣的同时退位,支持率塌方式下降一时无法抑制,这部分选民大多转向了瑞民党,有的小党一夜之间支持率跌到进入议会资格的4%底线以下。中右翼政党突来的喜悦突然又变成新的恐慌。为了维持在议会中的既得席位,不让极右的瑞民党渔翁得利,中右翼四党联盟不得不同执政党妥协言和,终于在2014年最后一个工作日达成了所谓的年终共识,又称十二月协议Decemberöverenskommelsen,放弃逼宫,不重新大选,给执政党更大更宽松的执政余地,结束了让外界看上去惊心动魄的百日动荡。

2015年对社民党政府最大的挑战似乎不是国内政坛的老对手,而是整个欧洲面对的新问题。中东战火驱动大量难民涌向欧洲,传统上的人道主义首善之国瑞典成为许多难民的向往目的地。瑞典民众在看到中东难民孩子死在南欧沙滩上的报道时所表示出的同情冲动和政府慷慨相助的态度几乎是等量齐观的。可是,几周之后,瑞典发现,一个不足一千万人口的国家,其救援能力无法应付僧多粥少的场面。难民进来造成的混乱不安,对原先遍布城乡的东欧乞讨者的凄惨,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原来就反对接收有恐怖主义隐患的伊斯兰难民的人们,不忍看到自己的大度被扭曲成自毁家园的结果,他们在经济和安全的双重忧虑下,毅然决然地站到了激进反移民的瑞民党一边。但这并不说明瑞典接受难民的大手笔有什么大错。瑞典民间向来不缺少对处于危难中人群的极大的同情心,尽管后来力不从心,毕竟前头算是尽力了。从政府角度来说,在争取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关头,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有所作为,不论是出于长远战略还是权宜之计,都是适时的。只是作为实施这场难民接收工作的政府,前松后紧,亡羊补牢,顾此失彼,尾大不掉的表现,使社民党在民众中的信任度一路下降,创三十年来新低。年底之前,中右翼四党联盟毫不意外地宣布解除同执政党达成的2014年终共识。

但就在这种状况下,社民党还是稳住了国内政局,努力开始按自己的意愿完成执政使命。2016年伊始,我们看到社民党走自己的路、让人去说的那股劲头。笔者在读到勒万2月28日和29日这两天的很有些代表性的讲演后,颇有感触。特别是勒万在引用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国王搬石头的故事,同中国寓言愚公移山有异曲同工之妙。社民党建党127年来,征途漫漫,坚韧不拔,仍在路上。社民党在民调支持率不到25%的现状下,放眼未来,且思且行。我作为瑞典社民党的精神粉丝,并不因为它不能像上世纪那样在大部时间里执政而感到失落,相反,我为它在21世纪还能不忘初心,以求始终,依然能在执政党地位上,主导瑞典的政治经济而感到欣慰。

勒万在连续两天两个不同场合的讲话中,看得很远,言之凿凿。但和者盖寡,眼下能得到的支持估计不会很多。社民党重提瑞典模式,听上去老调重弹,并无新意,但它这份执着,让人看到的还是那个党。眼光若放长远时,又岂在一届一任。社民党当然知道,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已经很难一党独大,更难长久执政。当今的瑞典不再是20世纪中期的社会分层结构。贫富悬殊两极化发展近些年在全球都在加剧,对原来平均化程度相对高的瑞典表现得可能更明显些。真要阻止两极化趋势,难度很大,而两极分化对广泛而稳定的中间阶层目前没有什么冲击。前两届中右翼联盟政府8年减税的甜头还没有吃够的中产阶层,现在还在被中右翼政党继续走减税路线的承诺所吸引。在一个相对富足安康的社会,一个政党要为不再占主流的社会较低层的劳动者谋利益,同时又要谋求自身强大,并声称要做未来之党,几乎是件看上去自相矛盾的事。正因为此,我对瑞典社民党现在的所作所为、所鼓所呼还是保留着肃然起敬的感情。

拙人2016年3月于瑞京城外旭园草堂

 

乌洛夫·帕尔梅三十年:致力于一个人人平等的未来

2016年2月28日,瑞典社民党主席、政府首相斯戴放·勒万Stefan Löfven在斯德哥尔摩文化宫举行的纪念乌洛夫·帕尔梅遇害三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各位朋友,很高兴到这里来。我认为,在纪念乌洛夫·帕尔梅之际来谈论未来是再好不过的了。

有一个经典的关于帕尔梅的漫画,一幅挺亲切的画面,在那里,帕尔梅被描绘成在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国王?西西弗斯。他被受罚去干往山上背大石头的活,每次到了山顶,大石头又滚落下来。帕尔梅身着白袍,背着块大石头,上面标着1969年和1970年五一游行的口号“伸张平等”。

争取人人平等的未来这项工作看上去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西西弗斯使命。这不仅仅是因为资产阶级政治家们执意把大石头往山下推,往往还会出现本国都无法控制的全球范围发生的事。帕尔梅亲身经历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在他之后还出现了九十年代的银行危机和21世纪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帕尔梅很早就预见到了这类会发生的事,他常常提及现代世界的命运共同性。今天,无人质疑当时的帕尔梅是多么的正确。所有的人都被涉及,所有的人都受影响。凡是想要改变的人都需要看得更远更宽。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共同的、全球的发展遇到了许多挑战。我们看到了气候变化、战争、恐怖和迫害等种种威胁,以及接踵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但同时也存在着另一端好的迹象。记得在进入新千年之际,很少有人相信联合国千年目标可以达到。然而,贫困减少一半,比预期提前了五年。全世界十分之九的男女儿童走进了学校。产妇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都下降了。在过去的一年中,世界领袖们就17个全球性发展目标和历史性的气候协议达成了一致。为此,美国《大西洋杂志》The Atlantic将2015年评为“人类历史最佳年”。

在极度黑暗中,我们看见了强烈的光明。想要让这光明冲破黑暗,还在于我们自己。因此,瑞典通过强大的联合国和一位女权主义的外交大臣,提高了它在世界发出的声音,争取平等和国际团结。右翼企图把这一切称之为帕尔梅怀旧情结,但全球性的合作,争取全球范围的平等,正是我们首要的未来战略。过去帕尔梅理解它,今天更多的人理解它。我们现在就等待瑞典的右翼能理解它。

同样的关于光明与黑暗对峙的局面,我们在国家层面上也目睹过。当1982年帕尔梅接手政府工作时,资产阶级政府留下的是巨大的预算赤字、竞争力疲软和高失业率。对此我记忆犹新......。那个政府置瑞典的延续于不顾。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未来的无保障、失业和无望,仇恨和两极分化蔓延。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另一面:瑞典政府更替后,约有8万人得到了工作,其中许多是曾经长期失业的年轻人。而且,出口增长了,经济增长提高了。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在北欧是最高的,在欧洲也算是名列前茅。我们的前途有光明,瑞典的经济有动力。依靠这种动力,我们开始瞄准一个人人平等的未来。对此,当今的瑞典政届是存在根本性冲突的。为实现这种重大建议,我们会像西西弗斯那样努力,我们也会看到,瑞典争取平等的努力会塌陷。右翼出的主意是降低工资、降低社会保障、大量削减福利和教育,把省下的640亿克朗通过减税还给人们。他们保证说会有好的结果。但我是真心地说,低工资、差福利和削弱了的社会保障怎么能让人们对未来有更大的信心。已受极度不安全困扰的人不可能抵御不安全感的存在。瑞典的劳工运动将为此而奋起斗争。我从帕尔梅的行动中所得到的是自信和斗争精神,这些是来自对另一种社会可能出现的认知。

当然,一年中接收16万人(难民)对瑞典是相当沉重,未来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很明显,此任不会轻松,因为我们有前几年的投资不足、降低税收和各种削减。但同样明显的是,解决的方案是牢靠的,就像我们安坐的那根粗壮的树枝,是砍不掉的。让瑞典强大和抱团的模式也是不可拆除的。所以说,为争取人人平等的未来这项工作,也是一场捍卫瑞典模式的斗争。

在当前既存在削减,又有看上去相互抵触而无从下手,或者是这两种现象兼而有之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为瑞典模式而斗争,力求“两全齐美”。既要有创新发明和新公司的成长,又要有学校新投资和社会新改革的公平;既要有依靠福利和保障的权利,又要承担接受教育、开发自己、干好工作、完善自己的义务;既要体现让人有可能按照自己期待的方向发展的个性主义,又要让人懂得弱者抱团成为强者的团结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起人人平等的未来。

尽管资产阶级政党竭力阻止这一进程的开启,但现政府已经开始了这种新型社会的构建。我们着手于:对住房和基础设施新投资。提供五万个新的教育位置,以提升新知识水平。更多的教师和老人护理人员。更好的失业保险,更有保障的疾病保险,以及退休者更好的经济条件。我们要做的还更多,使得福利制度成为有依可靠,使得学校成绩有所好转,使得瑞典每一个能自食其力的成年人都说:我现在就上班去。

我们一步步地发起实实在在的改革,把它作为“团结互助社会中自由和平等人”的基础,我们将它确立在党的纲领里,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所以,我们要继续为平等的未来而工作。这不会是速成的,不会是简单的,而是要做到的。是的,我们的目标远大,然而,社会民主党人干的事往往都不小。这是我们从帕尔梅那里学到的,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同西西弗斯神话不同的地方。没有什么是先决的。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不平等并非自然规律。它是由人造成的,因此也是可以被人改变的。

为人人平等的未来而奋斗往往是任重道远,有时要面对强大的挑战。我们能迎头反击,奋起进取。我们有这么多人分担这项工作,我们知道何去何从。我们在努力,乌洛夫,我们在努力。

 

为瑞典模式而斗争

2016年2月29日,瑞典社民党主席、政府首相斯戴放·勒万Stefan Löfven在走访斯德哥尔摩省罗格斯维德市Rågsved老人服务院时的讲话

谢谢你们让我今天来这里同你们说说话。老年护理在我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我妈妈过去是从事家政服务的。她骑着电单车来往于居家养老的住户之间。她冬天骑车要穿驾车外套,北方的寒冷没能阻止她外出。我还记得她在电话上跟人说话,有时仅仅是通知改动造访的时间,但常常还有别的事:一个问题上的咨询,一次关于人生的谈话,一段传递人性温情的片刻。是我的妈妈教我懂得什么是实实在在的同情心和团结互助。

每次我出国,我都要对人讲到为什么瑞典是世界上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劳动者在总人口中占这么大的比例。那是因为人的勤奋和职业道德。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同舟共济、成就彼此。

在许多国家,妇女当了妈妈就不工作了。人要是生了病,怎么治病,那就看你钱包里有多少钱。人老了,有什么保障取决于家庭状况。为了竞争工作岗位,人们不惜把工资要求压到最低。年轻人能否选择自己想从事的职业,取决于是否上得起那个专业的课程。美国人谈论美国梦,但有太多的人只能梦想,从未实现。

在瑞典,我们有一种工具,它让梦想变为现实。医疗和护理将根据需求,而不是支付能力来决定;孩子上学将根据他们的志向,而不是父母的背景来决定;你上学、发展和人生成功的可能性将取决于你头脑中的思想和意愿,而不是你钱包里的票子。我们争取权利,但也要为整体履行义务。我们工作得到一份赖以生活的工资,同时也缴税,为的是给平等和保障奠定基础。有了这个基础,瑞典才能大胆地在这个世界上不断进取、扩展、输出。这个工具就是著名的瑞典模式。

我个人的一生就是瑞典模式的产物。没有哪个社会能够给予我这么个在翁厄曼兰省Ångermanland被人收养的孩子以这么大的可能性。是我的妈妈、是你们这些辛劳一生的人们给了我这种可能。对此,我永远感激。

然而,我们都知道,瑞典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现在有14万人,其中有9万妇女,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或彻底终止工作,来照顾他们的父母,原因是老人院护理人手不够。医疗保险金支出大增,其中的原因有公营部门的妇女积劳成疾。尽管就业空缺创下纪录,工商界的招工有五分之一不成功,原因是教育系统的短缺。想想看!数以千计的就业岗位空缺无人胜任。

这些欠缺很明显是有根源的。在我们执政之前的八年期间,国家少收了1400亿克朗税金。我从不反对让老百姓钱包鼓一点,恰恰相反,我干工会那阵子,那是我的主业。但是,当大银行受惠于减税,通过缩减福利,成百万地省下钱来,这个社会就悬了。这种事正好发生在2007年,金融危机和新一波减税并行,人口增长、需求增长和职工人数减少诸现象并发。谁都知道,那是越要用钱的时候,反倒是缺钱的时候。直到去年秋天,欧盟难民体系撑不住的时候,到瑞典的难民人数高到了我们这个社会无力应对的地步了。

这种状况不能再发生了。瑞典模式是建立在按章有序实行移民的基础上的。申请庇护的难民要由欧盟公平地分配。被拒绝返回本国、和被批准留在瑞典的难民可以尽早地开始工作。我们现在在发展瑞典模式,我们要构建一种接收难民的制度,做到让福利惠及到每个人。

朋友们,我认为,瑞典到了一个路口上。一方面,瑞典模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得到加强,另一方面,我反而看到,瑞典模式受到了明显的进攻。

首先,议会里有人提出减税640亿的新建议。它会导致医疗、护理、学校和社会保障的削减。其次,有人不遗余力地反对限制福利部门盈利。当今福利体系的任何削减都会引起经营福利的公司为保利润而裁员。再次,有人建议由国家出面,减低工资。这可能是所有的进攻中最危险的一招。国家定立低/贫困工资fattiglöner,威胁的是瑞典模式本身,它会终结劳资双方就工资进行自由谈判的悠久有效的传统。不仅于此,贫困工资还会威胁到一份工资供养一份生活的原则,它会让人落到不管怎么干都摆脱不了贫困的状态,而雇主可以找到接受最低工资的人干活,并使工资恶化状况从长远来看会愈演愈烈。压低你们这些福利部门员工的工资,会不再有更多的人愿意受未来福利工作的教育,而从现在开始,正是需要大量招收这方面人员的时候。不行,削减、追逐利润和贫困工资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问题的本身。

另外还有一条路可走。我们坐在最粗的那根树枝上,我们不能把它砍下来,而是要让它长得更粗壮。我们不是要解除瑞典模式,而是要提升它。我们要构建这样的福利体系,它既要满足人们自由选择和适应个性的需要,也要坚持我们认同的人的价值的基础,而不是只认钱包。有这样的福利体系,我们可以培训和招募更多的现在已经失业的人,让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并帮助更多的人继续工作。有这样的福利体系,我们照样出国旅行,告诉人们一个独特的瑞典。

我们不应有愧地承认,我们在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模式而斗争。在这个社会中,即使你在最弱的群体中,你所处的社会是最最强的,你的进步是每一个人的进步,我们为此而无比骄傲。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发起为捍卫瑞典模式的斗争。作为这场斗争的一部分,我们优先考虑的是在瑞典福利部门招募更多的员工。我们将实施一项投资项目,使得瑞典的福利部门有更多的护理员、护士、教师、幼教老师和社会工作者。只有这样,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以达到欧盟最低的失业率;只有这样,我们可以缓解福利部门工作人员的压力和病休假状况;只有这样,我们可以让全国任何一地的学校、医疗和护理都值得人们的信赖。

对你们,跟我妈妈一样在福利部门为别人操劳的人们,我要说的是:工作是值得的,对你们也一样。你们需要的不是更低的工资,而是更多的同事。对你们,以瑞典福利为生计的人们,我要说,我们决不接受以减税方式采取的削减方案。现在正轮到加强福利部门的时候了。我们优先在福利部门招募更多的员工,使得我们拥有一个真正的瑞典21世纪的学校、医疗和护理。我今天来这里给你们带来的信息是,瑞典模式不能被解除,而是要发展。我要为此而斗争,为了你们,也是为了瑞典。

 

庆典上的感觉

公元201554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高朋云集,庆祝中瑞建交65周年。此日与中国的青年节巧合,给这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友谊平添一抹青春的色彩。与使馆一路之隔数平方公里的大草坪,经一夜润物无声的小雨,像是涂上一层新翠,使馆院内墙外的樱桃树开苞怒放。这是大自然以其独特的方式,一清二白地告诉人们,中瑞邦交又迎来新的一春。

中国大使馆的活动有请必去,场面上的事渐渐习以为常,此次在我看来是盛况空前。瑞方出席的主要政府官员有气候与环境大臣、兼政府副首相Åsa Romson奥萨·罗姆松,战略与未来事务及北欧合作大臣Kristina Persson克里斯蒂娜·佩尔松工商界、军界高层和各国使节的出席密集度之高,给中瑞建交这个本应是五年一小庆的活动增加了特别的分量,比60周年大庆有过之而无不及。记得陈育明大使一年多前履新时集体会见华届代表,提到要创两国关系的“三新”。此时多多少少有所感受。不知是“最好时期”的升级版,还是长久积蓄后迈上了“新台阶”。有目共睹的是,两国工商民政间务实交往密集;有耳可闻的是,瑞典故事常通过中国微信叙说后转到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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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招待会伊始,陈育明大使致辞。他以史为先,用“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老话引出第一任驻瑞典大使耿飚将军。这个名字的提及在此时此刻是那么自然,历史上浓重的一笔胜似千言。作为一名听众,此言立刻把我带回到40年前刚进北京木樨地桥外河边的那个大院里。那时耿飚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位部长。文革后期,部里常常要传达中央文件。政治上的需要,耿部长是必到之人。但他很少讲话,主要由冯铉副部长代言和宣读。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任命他主持宣传口工作。百忙之中,他同张香山副部长回来给全部人员做报告。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他从头到尾一个人,如横刀立马的将军,如指点江山的政治家,讲中国的兴亡,讲拨乱反正,讲开创未来,讲世界革命。最后部分,他站到讲台的前沿,慷慨激昂,大幅度的手臂动作助说,大将军的风度势不可挡。会后,一位中年女同事含着泪说,我们过去对耿部长真是太不了解了。陈大使从小是在那个大院里成长的,他家是我们局长的邻居,其父长期与耿部长共事,辅佐工作,两代外事人的情结不言而喻。如今,陈大使在耿飚将军65年前的任上,他的感慨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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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年可以是爷爷到孙子的年龄落差,新中国同瑞典这个西方第一友邦的关系发展称得上久远。但对我这个在某些过程中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来说,几十年也可以是弹指一挥间。招待会上,我遇到28年前来瑞考察工运时,在瑞典职员总工会TCO经济部结识的克里斯蒂娜·佩尔松Kristina Persson。年至七旬的她是当今的“未来大臣”。社民党政府任命有丰富阅历的人来把握未来,兴许是件更让人觉得靠谱和踏实的事。记得那年,瑞职总主席罗森格伦去北方参加有关Umeå地区发展的大会。为了让我了解这个会议的情况,TCO经济部派Kristina带我去听会,并为我当翻译。只可惜,老罗那张幽默利落的快嘴发言过程中引起听众一串串笑声,Kristina也止不住大笑到一发不可收拾,根本没法翻译。急得我如坐针毡,心想要学会瑞典语就好了。后来到瑞典定居,她请我去在Rådmansgatan大街的府上做客,由丈夫亲自下厨烤鹿肉待客。当时她给我的指点是学好瑞典文。一晃20多年过去了,那时还没上学的儿子已经年过三十,让Kristina当上了奶奶。说起这事,让她乐得合不拢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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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瑞邦交65年风雨彩虹,两国友好大潮中也不尽是一帆风顺。两国之间尽可能的包容和谅解之后,还总会留下一些各方坚持下目前无法逾越的坎。如同许多与瑞典人组成家庭的华人,几家欢乐几家愁。我们只有不断地努力,让快乐与和谐主导未来的发展。65年过去了,两国的政治家栽下的中瑞友好之树已长成参天,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作为在此安居乐业的华人,我们有责任继续浇灌友谊大树,让它根深叶茂。59日,华联同事们在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举办中国文化日活动,以纪念65年前的今天。在此遥祝活动成功!

感谢网络时代的功能,把我能把5年前以口述历史方式写下的短文挖掘出来,回味当时的感觉。

中瑞关系 所知所感

王吉生 2015-05-09 于瑞京城外旭园草堂

烈士纪念日随想

9月初听说中国要有烈士纪念日了。这个充满历史感的新闻让我心中一颤。可不是嘛,中国众多的传统节日,我这代人都说不大清楚来龙去脉,昏昏然已随度半生。现代的节日,工青妇幼都没落下,教师、军人也有自己的节日。商业化的父亲节、母亲节、情人节、光棍节更是来势汹涌,唯独没有给称之为烈士的那些人在日历中留下空间。一个民族总需要有一个能够振奋民心的节日,烈士纪念日是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拯救。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我认为,精神的力量除了在生存环境中自发产生的,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往日的英雄、今日的烈士那里继承下来的。在当今高度物质化社会,自恃眼光敏锐的迷茫一代聚焦于首富、权势,以为市场经济就是以金钱论英雄。他们忘了是什么人把这个民族从黑暗、战火和奴役中解救出来。半个世纪前,一位非洲裔美国网球名星Arthur Ashe说了一句难以和他职业相联系的经典句子:“真正的英雄主义……其驱动力不在于不顾一切地去超越别人,而在于不惜一切地去服务别人。”烈士纪念日是我们安下心来,把阿里巴巴冲击华尔街股市的喧嚣设到静音,来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主义的时刻,去回忆你所知道的那些付出全部、而根本不计回报的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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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回宁探望父母,过农历的中秋节。届时应安徽省书画院刘延龙院长之邀,约两家新四军后代同往皖南泾县。我没在安徽生活过,但履历表上安徽的籍贯随我此生,皖南之行有寻根的意义。第一站是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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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是我爷爷和父亲“上阵父子兵”打鬼子参加的部队。车入泾县地界,路过新四军烈士陵园,我的崇敬心情便油然而生。怨不得生不逢时,该读书的年代无书可读,但总还记得当年在小伙伴中流传甚广的陈毅军长的《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先辈们的情怀透过一字一句,滋养了我们清贫中成长过来的一代。烈士纪念日的设立使我们向先辈们致敬的理由变成行为,并示后人。这趟旅行收获颇丰,但还是遗憾没有带上父亲,去无为县新四军七师司令部旧址看看。上次回家他还提起那个旧址,说那是他入伍的地方。他们过去的一群伙伴,十几年前还有来有往,有几个叔叔伯伯我还能叫出名字,现在只剩他一人了。有这么个烈士纪念日伴他度年如日,即使是寂寞到百年,能目睹沧海桑田,也将是一种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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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取火种带来光明而受尽苦难的传说,到从小听到的前人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英勇牺牲的故事,英雄主义情怀最容易撞击少年时代的心。而那些,在现代社会的忙碌中几乎被封存了。我们的确是需要不断地清理那些旧事,为的是给现在一个提醒,给未来一个指点。

同处亚洲的中日两国在对待历史和先人的态度上有较大的不同。日本人讲民族性,不讲正义性。凡为国捐躯者,不论行善行恶,都是民族英雄,灵位放在神社里供人参拜。中国人因曾经的屈辱而一次次地抗议,有什么用啊?你倒是也把自己的民族英雄的灵位放个地方让人瞻仰啊!国人为了正义性,会不当地把民族性放在一边,为抗日战争国共两党的功过是非而争执不休。难道全民族亿万人民的胜利不足以给师出同门的两个政党增光添彩吗?希望首个烈士纪念日在捐弃前嫌上再辟新径,让每年的9月30日成为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纪念的日子。

自旅居瑞典后,民族主义的概念从政治正确的高度上被淡化到工人没有祖国的地步。瑞典二百年没有战争,特别是处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边缘而未卷入战争,挪威和芬兰的先后独立也未兵戎相见,继而能保持着世界上最好的睦邻关系,这些听上去像是在印证北欧神话。虽然经历了不出英雄的年代,但英雄也不是没有出。二战期间,当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时候,瑞典驻匈牙利使馆的外交官Raoul Wallenberg 劳尔·瓦伦倍日以继夜地为十万犹太族人发放瑞典的保护性护照,让他们“合法地”逃出法西斯的魔掌。1945年苏军拿下布达佩斯,把他当间谍送进苏联监狱,1947年死于狱中。在以后的瑞苏关系中,瓦伦倍始终是一个重要话题。在当代瑞典对外关系中,瓦伦倍的名字时常出现,不是因为他出身豪门,而是因为他在践行人道主义方面无与伦比的贡献。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和匈牙利等国授予他荣誉公民的称号,有些国家把8月27日定为瓦伦倍日,以缅怀他的事迹。2012年,在纪念瓦伦倍诞辰100周年之际,应他的家人和瑞典政界、社会名人的要求,瑞典正式定每年8月27日为瓦伦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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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传奇般的英雄是作家出身的外交官,上世纪五十年代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瑞典人Dag Hammarskjöd达格·哈马舍尔德。在冷战最火热的年代里,他成为周旋于美苏两霸、结束殖民主义的强人。1956年,他为释放美国在朝鲜战争被俘飞行员一事专程到北京同周恩来会晤,化解了当时令人不可思议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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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为解决刚果危机,哈马舍尔德在赴北罗得西亚调停冲突的飞行中以身殉职。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环境优美的使馆区,沿着湖边有一条以他的命名的小路,路边有一个写着“为和平服务”的墓地。每年联合国日和一些重要日子,可以看到人们摆放的鲜花和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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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要通行的瑞典新币1000克朗上印有哈马舍尔德的形象,世人将常常见到他的英容。在我看来,上述两位民族英雄的业绩不是在瑞典本身,而是在于他们用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光辉传送出去的瑞典软实力。这两位烈士,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金陵拙人于瑞京城外 201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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