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人死，生者化悲痛为力量的时代离我们很久远了。然而，5月9日，中国改良主义大师朱厚泽驾鹤仙逝的消息传来，让我麻痹已久的心，着实痛了好一阵子。痛定思痛，晚辈奋挥笔之力，以无声代心言，留笔墨存信史。此时，瑞国花盛开，故国人凋谢，啼鸟声悲切，只缘五月雪。

    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但厚泽同志八十离去，太早太早。他是带着一个深深埋藏在心中的希望而去的。从贵州到北京，他为官几任，越走越艰辛。为让我们和后来人“思想冲破牢笼”，他舍得一身剐。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任上下来后，他拒绝随波逐流，坚守着哲人的清高与良知。直到过世，厚泽同志所持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的低调做法，成为又一个高尚者无字的墓志铭。由于他体恤民情，开放言路，八十年代的青年，不知道朱厚泽是很奇怪的；又由于因事废人，因宜择史，八零后的青年，要是知道朱厚泽也是奇怪的。要说历史无情，就在于它让一些人面带光环，让一些人只现背影。但这丝毫不能阻止一些执着要看个究竟的人跟着背影追随而去。

    回首一些平常往事，凡缠上政治曲线的，就会让人捉摸不定。1986年，我参加中央机关讲师团赴湖南支教。临行前，耀邦同志在人大会堂做长篇讲话算是为我们送行。到湖南，有人说我们是总书记派来的亲人，让人受宠若惊到无法承受。1987年，由于耀邦辞职，讲师团也不那么香了。离湖南时，没有任何热闹场面，平静得让人回归踏实。回到全总机关，原来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罗干调任劳动人事部部长。随后替换他的是据说跟耀邦一块儿下来的原中宣部长朱厚泽。全总的副主席的座位似乎什么人都合适，从劳模到没当过工人但可以领导工人的党政文职，有时中组部借此临时安置同级干部在京过渡。还没机会和朱厚泽接触，有关他的来历，小道消息先灌进了耳朵。说他在中宣部长职位上因为提出宽厚、宽容、宽松，跟胡耀邦犯了同类的错误，成为史上最短任的中宣部长。看来全总副主席职位还有一个安排犯错误同志的功能。这让我想起全总曾有过一位叫李立三的副主席。就是党史中“立三路线”的代表人物。

    我搞外事工作，最怕用宣传这个字眼。Propaganda在英文里近乎贬义，有强加洗脑的潜意。除了介绍职务时不可避免，在语言表达时，我常常用其它字眼偷梁换柱。我一向认为，各种机构中最不应该设立的部门就是宣传部。它的特点一是假大空，二是紧箍咒。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有诸子百家，出大思想家。自秦一统江山，进入封建社会就不行了。但凡能被称为思想家的，脑袋都被用来当平息社会动荡的祭品了。清王朝垮台，刚有出思想家的气候，共产党领导后又是万马齐喑。毛泽东能成为现代的思想家，是中宣部管不了他。但它把全国人民管得死死的。这个朱厚泽能有机会当解铃之人，把宣传部用来开放人们思想禁锢，给人自由表达的权利和机会，这不是明摆着要拆中宣部阎王殿吗？借用《红灯记》里一句台词，他就是领了通行证去拆这座地狱的人。他的部长要当久了，老左的传家宝废了，能跟他温良恭俭让吗？因能力过人言行出格而被贬谪的官员历代有之。是祸是福因人而异。我觉得朱厚泽来全总真挺合适，与党中央保持一定距离，介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政治风险小。工会职能几十年搞不清，有他帮忙一劳永逸地搞清楚也是件大好事。

    全总国际部的国际工运研究所所长周通是个思想活跃的人。不论国内国际，只要是认真研究的成果，他都有兴趣探讨。朱厚泽也好这一着，算是气谊相投。于是，周通常常请一些学术机构的专家到全总八楼的小礼堂纵论国是天下事，请厚泽同志出席。我因业务关联也被请去过当听众。1987年至1989年，是理论界最活跃最开放的时期。从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议论蒋经国开放党禁，到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我注意过厚泽同志，他不习惯插话议论。当我听了一通“高见”之后，脑子里一团乱麻时，厚泽同志总能画龙点睛地作出归纳，好像是把发言者提供的材料理成线，织成布，展现出一幅作品，让每一位发言者都感觉到自己有所贡献。但他从不批判别人的言论。学术探讨，言者无罪。从他身上，我能看出这位三宽部长不仅是让人说话，听人说话，还回人说话。他说话惜字如金，语气从来是那么平和，没有外交辞令但很有外交风度。听他说话，让我有一种难得的享受感。

    每逢这类会议，赶上中午饭时，与会人员都到食堂吃事先安排好的会议餐。唯独厚泽同志自己拿着碗筷，到食堂窗口和其他职工一样排队买饭。有一次，看到周通哀求般地去拉他同大家一起吃，他坚决不从。搞得我这种混会议餐吃的人都有吃不下饭去的感觉。

    我本以为，全总这个不招人不惹人的地方对厚泽同志是挺安全的了。可偏偏遇上1989年的那场风波。那年5月份，我随全总主席倪志福访问北欧诸国，知道全总的事都由厚泽同志主持定夺了。学生绝食日久，令全国人民揪心。全总决定捐款挽救学生的生命。这真是一声惊雷。全总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前所未有。当我们代表团到瑞典时，《光明日报》记者问倪志福，说北京知识分子中有人推举朱厚泽接任刚刚辞职的总书记赵紫阳，有没有可能？政治的漩涡因朱厚泽第一次把全总推向了中心，我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很快代表团因国内势态发展而提前结束访问。后来因北京发生的事，朱厚泽承担了在他权限范围内可以承担但不必都承担的责任，从而结束了他全总副主席的短暂任职。我和他同一年离开全总，留下没有机会在他的领导下多工作几年的遗憾，这是命运使然。但那些记忆是永远无法磨灭的。

    2006年，朱厚泽在《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座谈会上说过：“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地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失去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一个书香门第出来的人，写出这般发聋振聩带血的文字，不愧为铁骨大儒，真正的猛士。我能感觉到，朱厚泽在离开全总领导岗位后的21年中从未放弃过对这个国家命运的担忧，从未停止在中国思想理论这块荒芜土地上以笔代犁不懈的耕耘。他在开拓一条回归历史，回归社会，回归人类文明的大道。

   我向来认为，和平时期当好共产党人比战争年代难得多。尤其在中国没有反对党监督，中共也不容其执政地位受到挑战的情况下，要维持一党长期执政而又不导致“近亲繁殖”引起退化，这在生物学角度看是很难成就的事。有的领导人以短期安定为压倒一切的指标维护政权；而有些领导人则是寻找可持续的、以长远目标为参照的执政途径。这几乎是知其不可为而竭力为之。真正孜孜不倦鞠躬尽瘁去努力追求治国理想的共产党人为数不多，厚泽同志算是其中一个。

    印象中近几年还有这种事，只要大领导一讲话，管宣传的领导第一时间的表态是：要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xxx讲话的精神上来。不知道戈倍尔的宣传部长是不是这么当的。把人的思想都统一了，人的脑袋只有装饭的功能了。我从朱厚泽的言论中听到了思想家的另类呼唤：“人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思维，发展就是自由。”中国正迅速成长为经济巨人，并频频跨越发展，但她肩膀以上部位发育迟缓。中国何去何从，不光世上有人担忧，更该担忧的应是国人自己。中国需要有思想家和有理性智慧的民众来支配她的行为。

   前几年，继三个代表说法推出之后，“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又在中国理论界获得一片欢腾，歌功颂德者弄得一时洛阳纸贵。是朱厚泽的一句“关键还在于权为民所授”平息了一时的喧嚣。当人们静下心来，追溯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直至美国总统林肯1863年盖兹堡讲演中的三民主义，发现朱厚泽见解的深厚。林肯所说的--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按我今天的理解应该是：一个归属于人民、授权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政府是不会政息人亡的。people之前三个最寻常的介词如何理解和翻译是最不寻常的。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尤其是by the people，有人译成民选（elected by the people），有人译为民治（governed by the people）。我不敢肯定朱厚泽的英文是否比我好些，但他从民主政治的核心出发，得到权为民所授（authorized by the people）的理解。而这正是中国的政治改革要解决的要害问题。朱厚泽作为政治理论家，解百年之题，理清了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也回答了谁能代表谁的问题。若不是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什么人能有如此深邃的洞察力？现在读起朱厚泽留下的文字，很多是代草民发警示之言，很值得当政者细读深思并付诸行动。

    记得1989年5月出访前，厚泽同志在机场送行时同苏联使馆官员说；“我们都在搞社会主义，但各自的方式是不同的。这个世界如此美丽，不正是在于它是由各种不同的色彩组成的吗？”这是一个不需回答只需回味的问题。风雨过后，当人们仰望思想领域的天空，会看到一道彩虹。赤橙黄绿青蓝紫，我从那道最厚重的光泽中看到了逝者永不消失的本色。

 王吉生 2010年5月15日于瑞典斯德哥尔摩

附文：载于2006年第9期  炎黄春秋杂志

 忘记了历史，就只能在原地踏步

朱厚泽（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了，要讲祝贺的话、希望的话，我想讲这样两句话：一句叫保留记忆，一句是保存信史。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是无法理喻的人；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无法预期她的未来的。忘记了历史，就只能在原来的地方踏步，只能在已经逝去的生活里往复循环。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我们清华中学图书馆里有好些书，我们这些刚懂事其实还很不懂事的毛娃娃，就拿起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胡翻，有些好像看懂了，其实好些也没有看懂。这些年我又重新看梁启超的一些文章，感到有些惊异，也有点悲哀：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超出他们思索的范围，没有超出他们那个时代提出的问题。有一些大报上发表的冠冕堂皇的文章，其实好多是梁启超那个时代已经批判过的东西，现在居然拿出来，当作发明，大登特登。
　　所以，我在想：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地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失却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
　　《炎黄春秋》在保留记忆、保存信史上做了许多努力，我和好多读者都感到非常高兴。
　　刚才李锐同志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很值得注意。《炎黄春秋》有这么多老同志的关心和支持，要刊登一篇陆定一同志去世前的谈话，作者和编者还不得不把他老人家谈话中的某些个别内容进行“删节”或“改头换面”，才便于发表，这能不让人感到一丝悲凉吗？
　　就这样生活下去，让我们的后辈也这样生活下去，行吗？……这总是不行的吧。争取到像李锐同志刚才所讲的那样的环境，把宪法早已明确宣示了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充分兑现，这是像我这样年龄的人，一个深深埋藏在心中的希望。而要使这种希望成为现实，恐怕是不能光靠等待的。
　　《炎黄春秋》得到这么多老同志的支持，大家一起来为这个希望的实现而努力。
　　《炎黄春秋》要在“保留记忆，保存信史”这两个问题上做得更好，就要在“鉴别真伪，揭穿谎言”这两条上，进一步认真下功夫。那么，我想，《炎黄春秋》也就一定能在“以史为鉴，开拓未来”这两条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祝杂志办得更好！谢谢。